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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与新文化运动
时间: 2019-03-27     次数: 78     作者: 徐乃为

 《张謇研究年刊(2016)》·新论集萃 

 

张謇与新文化运动

 

——兼说张謇在“五四运动”中的立场

 

徐乃为

 

(南通大学文学院,南通 226019

 

 

要:旧营垒中走出的张謇在新文化酝酿时期、新文化发生时期、五四运动时期关于立国治政、革故鼎新、富国强民、启发民智等系列主张与实践,与《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理念、社会实践的内涵基本吻合,获取目标的手段则有所区别。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可获取对“新文化运动”、张謇的认知与评价的一种重要参照,并可获得若干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与时俱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张謇;评价

 

一、引言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递次发生了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共和新制,以及“新文化运动”;其两两之间,既有渐进式的演变也有激进式的革新,而细细审视思考,则颇符合事物演化、历史演变的逻辑必然。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年,学界普遍反思此“百年新文化”。反思“百年新文化”的通常视角,是对“新文化”发生之时起而至今的百年期间,从演进轨迹的审视中,追索其原因,寻绎其原义,探究其历程,分析其得失,评估其影响,以及研究发动这一运动的领袖们,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物的全部一生或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某一方面,等等。

本文则选择另一视角。选择一个经历、参与甚或主导过上文列举的“递次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位先哲;而这个人,几乎又一致被学界认定为“与时俱进”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其同时也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并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出臧否评说又说出自己见解的人。今通过百年历史验证考察他的言行,并与“新文化”的“主流”理论、实践做比较、探究,应当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能给人们以启发的。这个人就是在孙中山、袁世凯民国政府中做过重要阁员、自己兴办过庞大的实业集团、兴建或参与兴建几百所大中小各类学校的晚清甲午(1894)状元张謇。

二、站在时代前沿的张謇

张謇(1853~1926),是旧营垒中走出来的人。他的科举之路,竟走了近三十年。其虽未能连捷“三元”,却在断断续续中也摘取了“三元”:光绪五年(1879),在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苏学政主持的全省优贡生的选拔考试中获第一,俗为“贡元”;光绪十一年(1885)赴北直隶乡试获“南元”(解元第二名,第一名“北元”例授直隶藉生员);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殿试第一,即状元。

他与儒家传统文化土壤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有着极强烈的实现自我以报效家国的意识,今随便抄上他早年的几句诗:

百年仅作留皮想,三日应须刮目看。(留皮,犹留名。《答宋养田》)[1]7

龙虎有时吟宝剑,斗牛何处系灵查?(灵查:通天河之木排。《留别诸友》)[1]20

兵间自觉儒冠贱,国事宁容我辈忧!(次句以反诘表肯定。《闻西征捷报寄博孙》)[1]43

张謇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的“递次重要历史事件”中的立场、作用,当时就颇引人注目,今简述如下:

1.清朝附庸国朝鲜“壬午兵变(1882)”中,他以吴长庆首席幕僚身份入朝平叛,帮助吴长庆取得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仅有的外交军事的胜利。吴长庆向国内指挥张树声(时李鸿章丁忧)汇报事件经过时有如下语,“赖张季直(张謇之字)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尊俎,其功在野战攻城之上”。[2]19平叛事竣,张謇随即自主撰写《壬午东征事略》、《乘时规复流虬(琉球)策》、《朝鲜善后六策》等这一重大事件的记述与经过深入思考的国是建言;其时仅一介秀才,年不满三十,据此即可充分看出他报效家国的心志以及舍我其谁的情怀。

2.甲午战争这一年(1894),恰逢其春闱大魁天下,张謇留在京师。农历七月(以下均指农历),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冲突愈演愈烈,大战即将来临。朝廷中主战一方与主和一方激烈论争。主战一方以翁同龢为首,主和一方以李鸿章为首。翁同龢基本不知军事,亦基本不知朝鲜、日本。其争论的依据全赖曾入朝参战并与日本打过交道的张謇。张謇以《上翁同龢书》方式前后给其主战依据的函件二十件,函件中分析中日态势、朝鲜历史地理……还亲赴翁宅密谈呈上见解,为朝中论争提供“武器”。说此次争论是以张謇主导并不为过。九月四日,还独自《呈翰林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弹劾其“战不备、败和局”,请求撤李鸿章“北洋大臣”之职。九月十六日获父病危讯,九月十七日父死之晚犹“晚诣子培(沈曾植),与仲弢(黄绍箕)、叔衡(丁立钧)议,请分道进兵朝鲜(《日记》)”,足见其主战立场与自许干城的意识。张謇既回家守制,越明年,甲午战败;张之洞嘱其在家乡南通办团练以防日军南下,准备“全民抗战”。张謇几乎“毁家纾难”,将自己藏书二十四椟抵押店肆,得银一千两银子作开办团练之资(《自订年谱》),在两三月中办成三营的团练,效率之高,今人不可想象。当然,至于甲午此役清政府究竟是该战还是该和,或者是战有利或和有利,则是另一回事,这里只说他的以君国大事为怀的气概。

3.张謇在家守制,便转向兴实业以救国。待张謇赴京师参加散馆试时,恰逢“戊戌变法”的高潮之时。

四月三日“上虞山(翁同龢)急策,曰商、工、农”(《日记》),这就是其后来极力主张的“实业救国”策之肇始。其间,张謇帮助翁同龢拟“变法谕旨”,并为翁同龢“拟大学堂办法……”——此亦变法之一部分。张謇与谭嗣同、梁启超等一向同气相求。六君子殉难后,张謇为刘坤一拟撰《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其中有“曲赦康梁”语(《自订年谱》)。戊戌变法以后,张謇撰写《变法平议》,洋洋数万言。其与康梁虽未必全同一辙,但确实是一个积极变法图强之人。

4.迭经戊戌变法的挫折与八国联军侵入的失败,张謇对封建皇帝专制的体制已经失望,遂专注于实业。光绪二十九年,张謇访问日本,参加世界博览会,精心访问、考察日本的国体、工农业、教育事业等,给其极大震动。萌生当废弃中国奉行两千年的皇帝专制,倡导立宪。主张效法日本,上设议政院,下设府县议会。光绪三十年,自己刻印《日本宪法》、《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立宪书籍资料分送给首席军机大臣奕匡等朝廷官员及社会各界人士。他率先在苏州成立“江苏立宪学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又与郑孝胥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终于在张謇一辈革新志士的奔走呼号之下,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等一系列宪政文件,确定八年后年正式召开国会,实行宪政。

在当时,“宪政”意识,是全新的国家政体意识,是对两千年皇帝专制的反动,是其思想的重大质变,作为旧文化、儒家学说培养出来的状元的张謇,这是了不起的质的变化。

5.紧接着发生的“辛亥革命”,对张謇说来,又是巨大的冲击与洗礼。武昌起义爆发当天,张謇恰在武汉,返家的轮船正巧启航。张謇先抵安庆,稍知武昌兵变始末;赶至江宁,遂晤满清当局的将领铁良、张人骏,欲他们“援鄂”,为满清稳定局势,并乘势“奏速定宪法”以期提前立宪。随后事件的发展出乎张謇他们的预料,全国响应武昌起义,许多行省独立,要求建立共和新制。于是,张謇顺应潮流,转向共和。其与袁世凯电文称“大局土崩,时机瞬变……寻日以来,采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他自己全面接受这一主张,并劝袁世凯当“采众论以定政体”。两日后,《致铁良(满族将领)函》中亦劝其顺应时代潮流,“毋宁纳全族(满)于共和主义之中”。两日后《致载沣(摄政王)电》中,谓“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兼容此后之中国。”张謇因此而为清政府草拟了《清帝逊位诏》。张謇这样接受共和新制,确实是审时度势而顺应历史的人。

6.诚然,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张謇选择了袁世凯。这我们完全不必因此而诟病张謇。事实上,孙中山也选择袁世凯,是当时的历史选择了袁世凯。但是,当袁世凯在群小包围怂恿下恢复帝制的时候,张謇不但与他分道扬镳,而且唾弃抨击了袁世凯。民国五年(1916)11日,袁世凯改元“洪宪”,恢复帝制,张謇在读了当天的报纸后称:“闻改元洪宪,叛迹益露矣。(《自订年谱》)”袁氏既死,张謇评论道:“袁氏失德,亡也忽焉。彼其罪过,已随生命俱尽。所留与吾人以最真确之发明者,则权术不可以为国,专欲必至于亡身。”[2]597

这就是他的立宪而后共和的观点。

7.在“张勋复辟”这一历史的闹剧中,亦是非常能看出张謇的态度的。沈曾植是张謇最要好的几个同道之一,其余为郑孝胥、丁立钧等三四个。几十年间惺惺相惜,并一起讨论鼓吹君主立宪运动。张謇在实业兴盛之时,甚至欲在南通长江边的狼山建造别墅群,请这帮一生好友共度晚年!然而在张勋复辟实践中,沈曾植是带病奔赴北京,接受复辟政权的“学部尚书”官职的。而张勋早在1913年江宁种种维护旧制并“预演”复辟时,张謇给以极力抨击:“张勋一切制度、符号、仪式悉仍前清……使东南人民疑为清帝复辟之兆,虑及民国前途之危。”[2]400张勋“不独祸我江苏,必致祸我民国。非乘此时去之,后必追悔莫及。”[2]399

我们所以简单介绍张謇以上经历,主要是帮助大家认知张謇对当时时局的立场态度,谓其“与时俱进”,应顺历史潮流,走在时代的前沿,绝非虚言。

三、张謇在新文化酝酿时期的系列主张与举措

对社会、对国家、对文化、对人生不时作出深入思考,是哲人的本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他们在思考并酝酿着对旧有一切的冲击;年长而约略是他们父辈的张謇等也无时不在作着思考与实践,也在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国家的出路谋划着革新与发展。所区别者,张謇是经历、参与甚至主导了“新文化运动”爆发前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人;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他们对张謇经历的那些事件不过是耳食或幼时肤浅的浮光略影而已。

从广义说,张謇曾经历、参与、主导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其实就是“新文化运动”酝酿时期。张謇在此酝酿时期的主张与实践是颇可以称作“系统性”的、颇可以上升为“文化”层面的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建设文化、修养人生的理念的。今亦依次作出介绍。

(一)系统的法治立国的主张

张謇是当时立宪派的主要领袖。有《变法平议》、《宜请立宪奏稿》、《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国会代表第二次请愿书》、《对于宪法之意见》等一系列依宪治国的主张,他曾私费刻印与中国国情比较接近的日本的《日本宪法》、《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撰写序言后送与政府当局,盼望参照执行。还提出过许多堪称石破天惊的法治主张:

诏定国是,更立宪法。进我人民于参预政权之地,而之使共负国家之责任。[3]348

无国会以编订法律、法规,一切政治无所遵守。[4]205

夫国必有法,有法则治。[5]557

政治之良否,根于法律。[2]596

当然第一例中“人民”的概念与如今未必全合,即便仅指知识精英,亦是了不起的进步。以下几句均把法律置于崇高的境地,说其“依法治国”,决非虚言。

张謇的依法立国的意识还深入于具体的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张謇主张“实业兴国”,至于何以兴实业,张謇曰则“当乞灵于法律”,“以积极言,(法律)则有诱掖指导之功;以消极言,有纠正制裁之力。”[6]

张謇出任袁世凯总统时期的熊希龄内阁农林工商部总长,发布《实业政见宣言书》,其施政演说中重要的一句话即——“农林工商部第一计划,即在立法”,因此,在其短短的两三年任上,立法竟然达到四五十项之多,其对工商业自然就既有保护作用,又有“诱掖指导之功,纠正制裁之力”。

此外,张謇对刑法、民法,均有深刻的认知,主张“今欲遽引各国刑法之书,编为定律”。

因此,张謇是中国封建传统法律思想向新型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全面转型的代表,是非法制专业出身的重要的实用法学家。其法学思想远远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与新型的资产阶级的先进法治思想几乎对接。

(二)切实的以教育、实业兴国的理念

张謇之于兴国,有一句名言——父教育而母实业。他说:“教育为立国大本”;“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现我国国民生计日蹙,欲图自存,势宜岌岌;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因此,这是其反复强调的主张,我们千万不可轻忽。

先说教育。张謇有着丰富的旧式教育的经历,他成优贡生后,就分别被聘崇明县、赣榆县的山长或教谕。几次会试落榜,翁同龢与国子监祭酒盛昱都邀请他出任国子监的教习等高级管理人才。考中状元后,做了几年江宁文正书院的山长,并兼任安徽经古书院山长。值得一提的是,张謇几乎成为两位皇帝的老师。民国大总统又洪宪皇帝的袁世凯,早年投吴长庆军,吴长庆令其拜张謇为师,治科举文,因此两人曾有师生之义。辛亥年五月张謇北上京师,时任资政院总裁的许鼎霖告诉他,两江总督端方拟推荐其作溥仪的帝师(《日记》中曰“宾师”),张謇乃“力陈不可以公推而来,得官而去”,只接受中国中央教育会会长头衔。

张謇是现代教育家。首先,张謇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知之极深。他为自己的科举文《外录》作序中是这样评价科举教育的:“嗟乎,朔风起而秋扇屏,祭筵终而刍狗轹。科举应制之文字,尚有足存焉者乎!”这是把科举教育视如敲门砖。他在《北京商业学校演说》中这样评价中国的传统教育:“鄙人潜心研究,觉所谓中国专长者,不过时文制艺而已……至于教育之理,教人之法,虽谓直无一人能之,亦不谓过。”[5]185可谓一针见血。

张謇把教育放在“救国”的优先地位。他说: “根本之根本在教育。”“教育所以开民智。”

其次,他深知如何启动现代教育。在没有现代教育的中国,他主张“兴学之本,惟有师范”;“教不可无师”;“师必出于师范。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后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

而且,张謇有完整的幼儿教育、中小学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教育的理念;在南通乃至江苏、上海办成了包含上述各类学校的完整的综合的教育体系。张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用人才,用以振兴实业,用以振兴国家。

再说实业。被张謇称作国家兴盛之母的实业是什么?他说:“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也就是说,要国家富强,应当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商业现代化”。这就是“母实业”的本质内涵。这是张謇目睹晚清民初的腐朽落后,考察日本、悉心研究先进的外国列强的强国之路而后得出的结论。这种理念是中国两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彻底反动。

而且,张謇的实业与现今的现代化企业模式相差无几。张謇的实业是股份制企业,有利用外资意识,还利用众多的外国人才。

张謇扩充企业的时候,已经有产业链意识,有循环经济意识:建立纺织厂,乃建立产棉基地垦牧公司;棉厂有棉籽而建炼油厂;有棉籽油而建肥皂厂;因自己实业的原料产品的运输之需而建立水陆航运公司……

对于农业,张謇也有现代农业观。请西方工程师修造涵闸,规划公路,甚至引进大型农业机械,运用企业形式管理。

(三)张謇的科学、民主观念

“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的标志性口号。张謇全新的“教育、实业”理念无不与科学、民主息息相关,因此,张謇的科学、民主的观也是颇能与时代接轨的。张謇有一句明确的对科学的态度:

盖今日为科学发达时代,科学愈进步,则事业愈发展。[5]512

鄙人……良以科学为一切事业之母,诸君子热忱毅力,为中国发此曙光,前途、希望实大。[2]739

这些论述,几乎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思。

1918年,中国科学社由美国迁入中国,面临诸多困难。张謇给中国科学社以极大的支持,亲自奔走,呈请有关方面于南京成贤街一处拨与中国科学社做社所;张謇个人两次慨捐13000元资助作活动经费。原定1922年的第7次年会在广州召开,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果,遂改为在南通召开,并提供种种方便。张謇为该社杂志《科学》题写“盛论新知”以勉励。这里,张謇把科学定义为“新知”,即“新知识”。张謇在《中国科学社年会欢迎词》中表示出对“新知”即科学的态度:“新知新知,实获我私;通之事业,日月而作。”那是说,“科学科学,是我最爱;南通事业,日新月异”。他在致辞中还认为,发展科学,是“开新纪,诞文明”之大好事;勉励科学工作者“殚精科学,格物致知;相励以智,利用厚生”。希望“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度量社会经济,以为发展之标准”。张謇一向认为,“夫世界近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这里的“学问”一词,与“新知”、“科学”的内涵重合。

张謇的着述里,是经常出现“民主”一词的,从其使用的语境说,即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这亦是他所一贯主张的。

从词义说,“民主”与“专制”相对;从政体说,“立宪”与“专制”相对。因此,“民主”与“立宪”是相承、相合的。张謇是立宪运动的旗帜。《张謇全集》中专论立宪的有十数篇,相关于立宪的有几十篇。张謇认为国家不能由皇帝专制,要由议会议事决定;省、县亦必须有议会性质的团体共同议决。张謇就主导过江苏省谘议局议决一省之重大事项,监督省行政官员。他有以下关于“民主”的论述:

夫国必有法,有法则治。专制之国则帝国,帝国有法;共和之国则民国,民国有法。帝国之法成于帝,民国之法成于民。帝一人,民亿兆人。一人所定之法,亦亿兆人所共托命,而为一人计者多。亿兆人所定之法,则亿兆人所自托命,而为亿兆人计者多。此中国历代大法与各国君主宪法、民主宪法之大别。民国宪法则吾民权利义务公平之轨道,而今国家成立之命脉也。[5]557

议员是如何产生的呢?张謇认为当以民主选举为渠道:

议员何自生?生于选举。选举何所本?本于选举法。法若求善,必选举之资格审,被选举之资格严。审可不滥,严可得良议员。议员良,国会光。民国亦昌矣。[5]559

张謇之于“民主”,不仅倡导,而且身体力行。张謇曾主导过两次立宪的请愿,就是把各省的谘议局的代表召集起来,共同协商议定“请愿书”,又公举代表,到京城请愿。这就是张謇的民主意识。

当然,上述的张謇的民主,参杂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意味;“精英民主”,精英治国之意颇浓。但考虑到张謇的民生理念,仍可作出这样的判断:张謇的民主意识与现代民主意识已经较大程度的吻合。

(四)张謇的民生情怀。

“民生”,是衡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衡量一个有成就有担当的公众人物的“文明”程度、“文化”程度、“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张謇是一个有明晰的民生理念,又有丰硕的民生实践的先躯。在南京政府担任实业总长时,致电孙中山云,“实业为民生国计之原”,还说,“民国国体,当以民为重;民国国政,当以民为先”。他在调解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矛盾时,这样向袁世凯进言:“但求人人知觉中有国计民生四字,彼此相谅,使正式政府早日成立,国会渐次宁静”。张謇在江苏省谘议局的演说中说要有“不扰民之策”张謇《上书国务院》中说:“謇独居深念。时而忧国计,时而忧民生”。这就是他的民生情怀。

从张謇的实践说来,他所竭力注重与创办的教育与实业,即是最大的惠及民生的具体实践。而普及教育,又是教育事业中最切合百姓的生活实际的,早在光绪三十年,他在《师范奖励约束补助说呈学部》就说“窃维自治之本在兴学,兴学之效在普及。”此外又如:

科举主意在培养特别之人才,学校主义在开通多数之民智。[4]120

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5]70

而且,他清醒地认识到:“普及教育不易言,必若何为教,而教之所成,使人可康乐,可和亲,可安平。而后可言普及之利,而后可措于普及。”因此,他在筹建垦牧公司“大农场”,均衡布点而规划农村小学,让每家的普通农户,能上得起学。在《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中,就有“各佃普受教育,开通智识”,“各佃子弟七八岁至十一二岁”者入学。至于兴办实业以惠民生,张謇这么说:

鄙人想来不言社会主张,惟见社会不平。必求所以改革,故办种种实业教育,为穷人打算。不使有冻馁之忧,但亦不能令人人温饱……颇足以泯除社会上之不平等。将来国家苟能明定法令,使富人帮助穷人,则尽善矣。[5]626

以上“民生”言论,至今读来,令人动容。至于张謇之创办系列慈善事业,直接惠及弱势的底层百姓,自然更是其民生情怀的体现。

(五)张謇的国际视野与开放意识

张謇并无留学外国与出使外国的经历,一生只一次访问日本,却有高远的国际视野与鲜明的开放意识。这是他深入探求存国之道、努力谋取强国之术的结果。他的一些论说,今日仍令人惊讶与敬佩:

凡百事业,均须有世界之眼光,而后可以择定一国之立足之地。[5]643

今日我国处列强竞争之时代,无论何种政策,皆须有观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当之手段,然后得与于竞争之会。[5]188

这是要求治国者须得有世界眼光。

方今世界大战终了之期不远,全球视线之集中点将由西欧而直转远东。反观吾国,朝野上下之所为,重内而轻外,务近而遗远。[5]383

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同则存,独则亡;通则胜,塞则败。[2]437

这是对中国当局缺少世界眼光的担忧。

现在世界以大企业立国,而中国以《公司法》、《破产法》不备,故遂将此昙花一现之基础。至于今日,败坏不可收拾,斫丧人民之企业心、合群心,耗散最可宝贵之资本,不一而足。[5]258

顾窃以为财政之要,须审度国家政治历史、人民生活程度以为衡。若强援欧美强国取民之制,以组织不完全之法,施之观念不同,……削趾适履,所伤实多,未见其有济也。[4]172

夫课程之订定,既需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后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枘方。[5]383

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馁,不自大而夸。[4]524

以上诸条是说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应当结合本国实际,对国际先进经验应当择善而从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张謇的开放意识还表现为,曾邀请国际着名的杜威博士访问南通并讲学,致辞说道:“美国共和之制度,实足为吾人之模范。今请博士将美国政治上、教育上一切过去情形,为大家指示,共同研究,凡事必求其适。”

张謇为校长的河海工程学校的学生宋达庵游历欧美回来,张謇便邀请其向学生“报告游历欧美情形”,除了介绍水利工程的新知识技术以外,还要宋生介绍“而于教育、农垦,及德国战后情况,亦能悉心体察言之綦详。”

张謇还善于从列强进行分类比较,将美国、瑞士列为一类,英法列为一类,德国列为一类,日本列为一类。探析最接近于我国实际的国家的先进经验,作为学习的参照。

张謇的学校与企业中,拥有相当数量的外籍教师、技术人员与顾问,都是其开放意识的体现。

(六)张謇“地方自治”旗号下社会事业的理念与业绩

“地方自治”,是张謇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主张,是张謇研究的重大研究课题。这里仅就其建立社会事业的理念与业绩作出简单介绍,作为张謇的社会观的一部分。

社会事业是新概念,是新型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其大凡指的是社会公益服务、社会文化娱乐、社会慈善救援等贴近社会日常生活的“社会事业”。社会事业的完备与发达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张謇于此抱有远大的理想并作出重大成绩。

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5]183

这是说张謇自治并在治下达到小康新世界的志向,以及愿为社会作“牛马”的情怀。

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4]523

这是其社会事业的具体的措施。

其公益一端,还兴建包括文博事业的图书馆、博物院;慈善一端,则包括育婴堂、养老院、贫民工厂、残废院、栖留所、济良所等。

介于实业边缘的还有交通、水利、供电、通讯;

介于教育边缘的还有特殊教育——聋哑学校;

介于文娱边缘的还有公园、公共体育场、剧场……

这些,在张謇时代的南通,都是张謇倡导兴办,都是张謇首先自己出资并动员朋好共同捐助兴办的。因此,当时的南通称为“模范县”。

其理念之渊源,应当是中国古代儒家的民本观念、日本城市考察给予的刺激、耳食西方城市文明而自己的综合创造的产物。

以上六个方面,大致可看出张謇完整的创建治理新型国家、构建新型社会的理念与具体的举措。其能否上升为“文化”层面?其对晚清民初落后贫穷的中国,能否算是“新”的气象?也就是说,张謇的哪些东西,是否也构成历史层面的一类“新文化”?值得大家思考与研究。

四、张謇在“新文化”运动中

人们对张謇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认为是站立于“新文化”运动敌对的一方。《辞海》是我国官方、学术界的权威工具书,在词条“张謇”三百字的行文中,曾不忘给他贴上“提倡尊孔读经”,其实际上就是说他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的。

新时期以来的张謇研究是全面肯定其在近现代社会的重大先行的作用的,由于研究者们普遍接受《辞海》为代表的对张謇在新文化中“守旧”评价;研究者以免“损害”张謇形象而几乎回避“张謇与新文化”的研究这一重大的课题。偶有的寥若晨星的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也首先是将张謇定位于“几乎是本能地反对与抵制”那场以“批判和攻击儒学传统”为“突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他(张謇)对新文化运动推崇的一系列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然后考虑研究“如何开掘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是新文化运动留下的悬案。”[7]

张謇确实在“五四运动”中以多次撰文、演说、声明、通电鲜明强烈的发表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他确实主张读儒家经典,确实也反对学生罢课上街。长期以来,人们以此而认定他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却是大可商榷,甚至是基本错误的。

1.张謇提倡读儒家经典的背景是什么?其内涵是什么?他提倡儒家经典是否排斥了以人本、人道、人性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以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张謇的《尊孔会第一次演说》,是针对当时“道德凌夷,纲纪废坠,士大夫寡廉鲜耻,惟以利禄膺心”,“而诈伪诡谲恶习充塞于宇宙”,于是提倡读经书:

故欲昌明孔学,宜就子臣弟友忠信笃敬八字做起。子为孝亲,臣为卫国,弟为敬长,友为爱人,此属于分际也。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此属于行为也。人能明分际而谨行为,斯尽人道矣。人道尽而后可以入圣贤之域,孔子一身得力处,即在于此。[5]397

张謇对其提倡的“八字”的解释,已经说的很清楚,其中“臣为卫国”,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这段文字,与当今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大多吻合。

张謇因提倡儒学而排斥西方文化与西方文明了吗?完全不是。早在他担任培养科举士子的江宁文正书院山长之时(1899),书院开设的四门课程即是“汉文、英文、翻译、算学”!在他开办的各类专业学校中,包括警察学校都要求学英文;其与西方科学文化接轨,都有外籍教师。他是那个时代最有有国际视野与开放意识的人。

张謇是最包容和接受西方的人道主义、人本观的人。

世界进化,首重人道;人道之义,天理之公也。[2]282

世界人道主义,日益发达,故战时惨杀,实违公例。[2]283

法治、治人,先各自治;自治之要,重人格,尊人道而已。[8]1321

正国本,定民视,重人道。[8]1062

共和政体,首重民权。[2]318

民国宪法则吾民权利义务公平之轨道,而今国家成立之命脉也。[5]557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謇的内心,与西方的先进文化,与“新文化”的本质内核是基本吻合的。现在细细想来,倒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锅端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才是偏颇的。

2.张謇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是什么?此前以为张謇站在“五四运动”、爱国学生的对立面是绝对的误解。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反对学生上街”就是“反对学生运动”、就是“反对五四运动”这种机械的三段论的学术推论,这委实令人感慨万端。

人人都知道,五四运动的起因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争取战胜国权益——即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各不平等条约的失败,才导致青年大中学生为主的民众愤怒而上街游行。

我们必须知道,张謇是最早最全面并反复关注巴黎和会中中国权益的在野的政治家,是极力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特别是“二十一条”的年老的政治家。

早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张謇见媒体披露中日秘约中损害中国主权,乃于191848日致电当时总统冯国璋、段祺瑞,有以下文词:

……苟为中国人而良心未丧尽者观之,孰不眦裂……万一有是而未定,亟请详审与国之隐情,保全国之命脉……若公然视国如私物,奉以予人,供人宰割。国之人强者不必言,即至弱者,亦口有诛而笔有削。谁秉国钧?谁秉国成?窃为明公惜之!

19185月,张謇又致电冯、段,请公布与日结约情由,以宣布“不曾卖国”以知晓于全国。

19181210日,知巴黎和会甫开,致电徐世昌、钱能训:

欧战告终,和平大会以尊重正义、人道为主旨,我国国际上知不平等,胥赖此次提议改正。

191922日,致电徐世昌,揭露日人压制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发言权,威胁中国代表保密与日之有关秘约。希望徐世昌能“以国为命、忠诚勇毅,一扫平常敷衍之策。”

216日,又致电徐世昌,希望不能签订日本在山东构筑铁路的合同,以“堕小番乘势攫利之计,害已大矣。”

191948日,将自己与熊希龄等撰成的请愿文中英文稿转呈梁启超,请呈递“美、英、法、意各政府及巴黎和会”,请废除不平等条约,“谋国家涓埃之补。”

以上都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归隐林泉的老人张謇的爱国赤诚,令人感动!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虽然失望哀痛之极,张謇更是站在进步学生与国民的立场上,继续发声。

1919521日,致电徐世昌,谓“政府即自杀,人民宁不求生”,认为群众运动是人民求生!并谓“倘竟认日人占领青岛,外则成敌阴谋,内则复旧专制”,此又表明其“民主共和”的一向理念。张謇是“五四运动”的对立面吗?

当知悉北洋政府逮捕游行的青年学生,67日,张謇致电徐世昌、钱能训,要求释放:

窃念京津学生举动由激而成,其思诚究出于爱国……拟求将逮捕学生释放,以安学校,而靖民气。[2]713

张謇之对国家的忠爱岂止于此!当他知悉陆徵祥是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希望他提议争取取消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并争取国家的制定税法权。

至此,张謇在五四运动中的本质立场已昭然天下。

在五四运动中,张謇每天收到各地寄来的十数件信函,要求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对学生运动表明态度并指明方向,张謇因此发表《警告全国学生书》,今摘引若干: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人托于国,国皆当爱。诸生爱国之意是而法则非:非即罢课,罢课即误学。

嗟乎!夫孰使我无量数青年学生至此!走病其法非是,恶能不怜其意之未尽非也?乃强为一言:政府亦自悟民意之难违,屈如所请,罢课、罢市、罢工之风殆已。

凡一国政党军阀,大都不注意于贫民生计,而注意于一方面之名誉与权利。

策学生负责任、知实践、务合群、增阅历、练能力。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5]437439

张謇认同学生的爱国热情,只不同意学生的罢课误学。他清醒当时政府不顾“贫民生计”、只顾自己“名誉与权利”。让学生知晓:国家竞争,是实业之争,学问之争。因此,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决非仅“读经”。

张謇之所以是这一态度,是因为对社会变革的方式选择,有其一贯而明晰的态度:

鄙人对于能破坏而不能建设之革命,早为疑虑……中国前途之希望,全在学生……学生若因此而罢课,则策同自杀。[5]607608

吾国党派虽尚未能截然成两要,可以急进、稳进区分之。本党当时认定稳进一派。[5]232

张謇的许多文章表明这样的态度,“急进流血”、“急进之徒”、“青年急进”,往往于事无补。这是他一生的经验积累。

关于“急进”、“稳进”,“建设”、“破坏”之分野,还有一个极为发人深省的实例,“新文化”运动骁将钱玄同、鲁迅他们之欲全面打倒孔家店,包括汉字,意为方块汉字是阻碍新文化输入之源头……而张謇的汉字观一如其对儒家文化,持选择承继改良之态度。当时教育部要他审视汉字的注音方案,他在民国二年《为统一国文读音致汪伯唐函》中说,“应请就所议决之字母拼法,及六书字之读音,重加审定,编成国音字书,颁发各师范学校学习。并令各书局编辑小学国文教科书时,将所颁之字母拼法列入卷首,为儿童第一步练习。以后每课六书文字之生字旁印拼音,儿童已习拼音,其于六书文字,不烦师校,已能按音自读,间有误者,师矫正之。如是全国读书渐趋统一,语言统一之事相因而生。”

至此,张謇在五四运动中的态度可以洞悉:其爱国之诚,不低于学生;其提倡读经,也接受外国新知;只是具体方法的选择,张謇崇尚建设,反对破坏;其主张稳进,反对急进。张謇的“稳进”、“建设”之主张,其有益于社会的变革演化,毫无异议。其与“急进”、“破坏”之方式,哪一个更合理、更有效,则可以研究。

五、几点结论

1.从张謇一生的主张与实践作审视观察,其所奉行的理念的实质与人们今天所说的“新文化”的旨义大体吻合。张謇的主张亦决不是他一人而已,实际上代表了当时那些从立宪到共和,又转向实业振兴国家、革新社会的那些社会精英们观点,只是张謇善于发声而被人关注而已。

2.一场革新性的运动,大凡有相当长的酝酿过程。“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中西兼取”的渐变过程中的一环。“新青年”杂志的诞生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而不能说肇始。

3.张謇的“新文化观”,与陈独秀他们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观虽本质内涵相差不多,而获取目标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异,值得研究、深思。

第一,陈独秀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否定殆尽,甚至文字,认定是中国落后之源,直至提出“打倒孔家店”。张謇的态度则是承继而改良。其读经“八字”,——“子臣弟友忠信笃敬……子为孝亲,臣为卫国,弟为敬长,友为爱人”,充分体现他结合时代特征而“择善而从”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张謇对外来文化亦是如此:

普兴学校。国待人而治,人待学而成。必无人不学,而后有可用之人;必无学不专,而后有可用之学。东西各国,学校如林;析其专家,无虑百数,前导后继,推求益精。但能择善而从,皆足资我师法。[5]47

须知吾人涉世任事,必自抱定宗旨,更吸引他种学说以资考证,择善而从。[5]615

一百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对古代文化,对外来文化,全盘接受与一概抛弃都是片面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根据本国社会的实际,承继与吸收积极、合理的成分,进行演化创新。

第二,张謇所分野的“急进” 式与“稳进”式两种主张,确实是当时张謇所经历;今日看来,似可各作具体分析。

急进一方的观念的犀利与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是其突出的长处,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锅端式的否定与打倒,从现在看来有明显的偏颇与错讹。

而践行“稳进”的张謇,是其积数十年以来,改造积贫积弱、兵连祸结、零散无序的破败国家而取得的经验,其主张在法制与秩序框架下,通过发展实教育与实业,兼取儒家传统的人本思想与西方的人道价值而改革社会,有其突出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⑦[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②[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3]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⑥[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4]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①[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5]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6]张謇.在国务会议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G].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7]卫春回.论新文化运动时期张謇的思想取向[G].《张謇与中国近代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8-34.

[8]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③[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Zhang Jian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lso About His Position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Xu Naiw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226019

  AbstractComing from the old camp, Zhang Jian's opinion and practice regarding state governance, reform, making the country rich and strong,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during the brewing and occurring period of the New Culture, and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were basically identical to the connotation of idea and the social practic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marked by the publishing of the New Youth, only the means for target were different. Further study of the problem can give important reference to cognize and evaluate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Zhang Jian, and provide some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Key words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May 4th Movement, Zhang Jia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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