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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孙中山与张謇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时间: 2019-07-17 ????次数: 558 ????作者: 谢俊美

?《张謇研究年刊(2017)》·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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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孙中山与张謇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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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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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世纪伟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家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也是近代中国着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诞辰164周年。张謇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去世于1926年;孙中山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去世于1925年。张謇比孙中山要大13岁。他们都出生在晚清咸同年间,去世只相差一年,都在民国,二十年代。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虽有文武之别,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

历史研究中有一种方法叫比较研究。比较研究的条件最好是同一个时代,相近的历史场景和事件,尤其是人物,可以放在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量。孙中山和张謇都是近代中国名人,将他们进行比较研究是可以的。

人类文明的枢纽操之于学术,而学术的枢纽则操之于史学。读史可以知得失,可以使人明智,有激世、治世的功用。历史人物的成败、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多元合力的结果。所以,对人物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有关历史人物的研究,而且可以对历史人物作出更贴近历史真实的评价。

孙中山和张謇作为近代中国的着名人物,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一个是实业家,虽然两者角色不同,但归根结底,他的理想和追求都是一个,那就是将封建落后的中国改变为象西方欧美那样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孙中山和张謇都是同时代的人物,他们面临的国情一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列强对中国又相继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割地赔款,丧失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权利,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国破家贫,民不聊生。反对列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反对封建压迫剥削,摆脱贫穷落后,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救国救民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甲午战败,刺激了中华民族觉醒,使更多能人志士走出家庭、走出分散的地区而放眼全国,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孙中山10岁时曾上过私塾,时间很短,他接受的主要是西式教育,他的儒学知识主要靠成长后的自学;而张謇的儒学知识主要来自传统书院教育,他曾对桐城学派的古文和宋儒着作下过工夫,因此,儒学水平较高。西方的自由平等观点、民主民权的理念,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观,驱使他们去自觉担负起拯救社会、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他们均各自从自身吸取的政治文化中选择了自己的救世之路。激荡的时代风云,遽变的社会现实,直接把他们推上社会的前台。他们都是在甲午战后开始迈上中国历史舞台、投身政治的。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他的反清革命生涯,希图用西方民主制度替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拯救中国。张謇则是目睹了清廷的腐败和衰落,弃官回乡,开始走上他的实业救国之路,希图通过发展工商、兴办教育,开发民智来改造社会;通过学习西方的民主宪政来拯救中国。

孙中山、张謇都是来自中国社会下层,即所谓的“草根”。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孙达成是个佃农,后因生计所迫,到邻近的澳门摆地摊,为人擦皮鞋。兄长孙眉为人雇工,孙中山本人自幼参加农业劳动,对于社会下层民众的苦难,受压迫和受剥削,有深切的感受。广东是洪秀全的家乡,香山地区有许多人参加太平军。孙中山自幼就听过村里老人讲太平军反清斗争的故事,这些非书本的民间历史传授,使他的民族(种族)思想受到了萌发,直接影响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孙中山走的是一条与传统“忠君爱国”相反的道路,他是叛君爱国。香山邻近澳门,香港,而香港、澳门当时是西方英国、葡萄牙的殖民地,有着许多资本殖民的东西。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孙中山较早地接触西方的文化和事物。孙中山结交的朋友除了一些会党人员外,不少是当时广东和港澳地区办洋务和具有西学知识的人,如郑藻如、郑观应、唐廷枢、何启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孙中山较多的把视角放在对西方的考察和学习上,从外部世界来审视中国,想用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民主政治改造中国。他的世界潮流顺逆观至今还在影响中国人的思维,驱使中国人去寻梦,去追赶世界最先进国家。

张謇生长在南通,据章开沅先生研究,他出身在一个富农兼小商人的家庭。5岁入塾,16岁成秀才。走的是一条传统的读书仕进道路。江南文化发达,张謇深受其影响,并不奇怪。他曾经孙云锦介绍,入江宁发审局任书记,结识张裕钊等一批知名学者。他的儒学水平虽高,但试途不顺,中举之后,曾多次参加会试,均是告罢。直到甲午年才考中进士,状元及第,这时他已是年过四十的人了。在很长时间,他是在吴长庆幕下,实际过得是寄人篱下的生活。虽有政见、治世之才,毕竟为人作嫁,身不由己。那时候,他是以谋士、幕客的身份为孙氏、吴氏建言献策。光绪二年(1876),入吴氏军幕,是他步入政治生涯之始。他到过朝鲜,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逐渐明了世界大势,增加了阅历和见识,他的干练和冷静处事的作风,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赏和肯定。他上过条陈节略,如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东征事略、朝鲜善后六策等,展现了他当时对东亚时局的看法和见解,尤其是中日关系和朝俄关系。但这些条陈主张不为吴氏的上司、主张对外妥协退让的李鸿章等认同和采纳。与孙氏相处多年,张謇多少了解清廷政情内幕。他渴望得到能臣大吏支持,舒发胸臆,一展经国抱负。这是他后来受潘祖荫,尤其是翁同龢赏识的原因。甲午以后,光绪帝需要新生的政治力量来支持,因翁同龢是光绪帝师,而使张謇倾向光绪帝,追随翁同龢。翁同龢开缺后,张謇深知仕途无望,于是放弃为官从政念头,开始走上一条与传统文人读书做官不同的道路,踏上士人从商兴办实业的新路。

这里,客观环境同样对张謇的人生道路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通濒江临海,是自然灾害较多的斥卤之地,地瘠民贫。但与南通临近、一江之隔的苏州、上海,不仅城市美丽,而且富饶,尤其是上海,自开埠以来,租界的开辟,铁路、轮船、机器、银行等西方有的,这里都先后出现,租界几成小小的“西方世界”,对张謇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他从上海的变化中萌发了用中国人自己的双手,即由他本人将南通打造成中国近代化的城市,成为“江淮大都市”。从思维方法上,张謇也是从外部世界来审视南通、改造南通、建设南通的。此后他又考察过日本,进一步完善其改造南通、建设南通的计划和方案,从实业到教育,再到宪政、南通自治,环环相扣,一步进一步。孙中山在辛亥前也有发展民生理想。他想先解决民权,再解决民生。民元卸职后,他制订了建国方略,编制了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张謇是直接按自己的计划和步骤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是边行动,边发展,张謇的实业建设思想与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思想不仅相通,而且比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思想更具体,更细微,更具实用性和参照价值,因为它来自实践。张謇的南通近代化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孙中山部分实业思想的最早的显现,开启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先河。

正是相似相近的家庭背景和历史地理环境,使孙中山和张謇都深切了解中国社会,尤其社会下层民众的苦难,而他们各怀抱负和经世之志,最终使他们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人的命运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在个性方面,孙中山和张謇都有惊人的相近之处。面对挫折、失败,均毫不气馁,而是顽强不屈,奋斗不止。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经过多次危险,伦敦蒙难,在日本、美国、越南、新加坡多次遭到驱逐、禁止入境,但始终未改革命初衷;他前后发动过10次武装起义,虽然次次失败,但始终未放弃反清斗争。辛亥以后,为了坚持民主共和,发对封建复辟,他开展护国讨袁斗争,南下广州,开展护法斗争,二次誓师北伐,计划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了统一中国,晚年抱病北上,最后逝世于北京。临终前犹谆谆告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为了实现改造中国的理想,他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张謇开创的事业虽不同于孙中山领导的流血革命,但同样困难重重。早年在书院读书时,老师的严厉教育鞭策令他终身难忘:九百九十九人考上,最后一个考不上的就是你。使他蒙受耻辱,在精神上引起巨大的震撼。他日后坚持苦读,发愤用功,虽未悬梁刺股,但也与此差不了多少,最终状元及第,天下成名,并以“事事存必成之心,处处作可败之计”。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每办一事,终是处处谨饬,但也总是志在必得,务必有成。这是张謇事业成功的秘诀。甲午战后,张謇愤清廷腐败无能,离开仕途,从此致力于实业和教育。他对清廷虽然不满,但基本上还是遵循着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路径行事。张謇办实业需要资金,但他没有。为了筹办大生纱厂,他东挪西借,受尽侮辱,曾一度徘徊在上海马路的电灯下一筹莫展,是事业的理念支撑着他坚持了下来。为了节约开支,常常鬻字摈钱用作路费,来沪办事就下榻在大生驻沪办事处内。待到大生盈利,他不是养家享受,而是将资金用来扩大大生纱厂的生产规模,兴办其它事业,学校、博物苑、印书局、恤嫠所、银行、城市公园、气象站、轮船公司、兴屯垦收、兴修水利等等,次第而居,相继开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加上官僚资本的排斥挤压,晚年的张謇经营的事业严重亏损,几近破产,最后不得不将自己企业移交给债权人江浙资本去接办。张謇办实业,既将其视为工商经营活动,但更大程度上将它们当作事业去做,这些是他与同时开办实业的许多人的不同之处,也是今天从事实业活动的人值得学习借鉴之处。

孙中山和张謇还有一个共同相似之处,就是他们开始都是主张通过和平的手段、途径,即通过社会改良,达到社会进步。1894年,孙中山在郑观应的帮助下,赴天津上书李鸿章,书中主张振兴农桑、戒绝鸦片;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竞其用,货殖其畅”;主张发展教育事业、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业,作为中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当时正逢甲午战争,李鸿章根本无暇顾及于此,既未见他,更未采纳他的建议。孙中山大失所望。上书失败后,加上甲午战败,孙中山放弃幻想,毅然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认为要实现国家富强,只有先推翻腐朽的清政府,然后才能实现强国。

张謇甲午年状元及第后,跻身官场,对清政府上层有了真正的了解。甲午战败,清政府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官场黑暗使他对仕途不再抱有希望。“虽不做官,但不等于不做事”。怀着改良社会的想法,他回到南通去兴实业、办教育,发展经济。与孙中山不同的是,张謇不赞成通过革命,推倒清政府,再去发展经济、改造社会。他是清朝状元,名份所在,不可叛逆。在清末,他历尽艰难,办了许多实业,利益所在,他不能不考虑,再革命要流血,造成社会动乱,不利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这些想法在义和团和辛亥革命前乃至辛亥革命中均有反映和表现。义和团运动中,他支持刘坤一、张之洞发起的“东南互保”,深含保障长江以南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免遭破坏的意图。义和团运动后,他代刘、张草拟变法评议,仍主张行新政、兴教育、发展经济、改良社会。宪政运动开展后,他积极投入立宪运动,并当选江浙立宪公会副会长。辛亥革命前,他带头发起多次请愿运动要求早日行宪。逮至武昌起义爆发,尤致电清政府,要求解散“皇族内阁”,建立责任内阁,直至清廷完全拒绝,甲午战后,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后,张謇是想通过推动清政府实行宪政,将国家变成君主立宪之国,最终实现他改良社会的夙愿,但没有成功。

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是孙中山和张謇合作共事的时期。武昌起义后,张謇选择了民主共和,最终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而参加孙中山组建和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则是张謇人生中最为光辉的一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全国有12个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拥护共和。到10月底,则增加到17个。但在北方,仍有几个省份接受清政府的统治。全国呈现了南北对立的政治格局,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国家正面临被分裂瓦解的危险。

辛亥革命时期,当时有三股力量左右着局势: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是以张謇为代表、遍及各省区的立宪派;一是清政府,手中握有一支新军。在这三种力量中,革命派与清政府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而立宪派则游离于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他们的向背直接决定清朝的生死存亡、辛亥革命的成功失败。

191112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当时全国南北对立的形势依然如故,袁世凯出山后,指挥北洋军加紧镇压革命,革命派面临巨大的压力。为了扭转局势,推翻清朝,孙中山与黄兴审时度势,决定争取联合立宪派,共同组建临时中央政府,分别委任张謇为实业总长、程德全为内务总长、汤寿潜为交通总长。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之所以邀请张謇、程德全、汤寿潜等参加临时中央政府,首先与他们“立贤无方,并非偏重民党”的思想有关。(李平书七十自序)其次源于:张謇是全国立宪派领袖,地位举足轻重,邀请他参加政府,可以使各地立宪力量闻风响应,归附革命,最后一举推倒清政府。张謇是江苏谘议局长,程德全是原江苏巡抚,争取他们,有利于南京临时中央政府的巩固和地区社会稳定。张謇与晚清政坛政要,尤其是袁世凯有密切交往,邀请张謇参加临时中央政府,革命派可以通过他争取袁世凯反正,转附共和,结束清朝统治,从而加速民主共和早日实现。此外,邀请张謇参加临时中央政府,还有财政经济上的考虑。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清醒地认识到,若没有立宪派领袖和实业界领袖参加,临时中央政府恐一时难以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很难坚持巩固。

对于革命派的邀请,张謇等人并没有拒绝。张謇曾三次组织全国请愿,要求召开国会,组织内阁,均告失败。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张謇对清廷大失所望。加上铁路国有政策颁布,全国抗捐抗税风起云涌,知清朝大难临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正坐船沿江东下,路过南京,劝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援鄂,镇压革命,但铁、张自顾不暇,无以为应。由于江苏是自己的政治地盘和经济利益所在,使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在苏州,他找到江苏巡抚程德全,为其代草了“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仍要求清政府立即解散“皇族内阁”,严惩盛宣怀等人,提前召开国会,与天下更始。有见革命风潮汹涌向前,深知局势无法逆转,最终决定“不在扶持落日,而去手捧朝阳”,舍弃清朝,转向民主共和。希图从和平光复中另寻出路。他支持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接着又宣布南通独立,由他的兄长张詧出任总司令。10月,张謇当选江苏临时议会议长,正式归附共和,拥护革命。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迈出了可喜也是重要的一步。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上海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上海总商会的资产阶级人士如沈缦云、王一亭、虞洽卿、李平书等宣布支持共和革命,显示了上海实业界的政治趋势。然而由于他们毕竟偏于一隅,地位、声望、影响远非张謇可比。1017日,张謇抵达上海,在南阳路惜阴堂与赵凤昌相见,并与革命党人接触。张謇以“人望所属,函电四出,各省多闻声响应。”同时他又致电内阁,劝清帝从速退位。1226日,孙中山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与张謇正式会晤,并邀请张謇参加筹建中的临时中央政府。赵凤昌说,张、程、汤这些有影响的人士参加临时民主共和政府,对结束清朝统治,他们的“效力并不亚于革命党人。”“幸亏当时孙中山、黄兴等民党领袖,能识大体,与地方人士(指张謇等立宪派——引者)推诚相见,协力相济,众之翕然无丝毫成见,因以致果。”(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这一说法十分中肯。张謇以立宪派领袖的身份转向支持革命,赞同民主共和之举,不仅顺应了历史潮流,彰显了人心向背,而且加速全国各地立宪派转附革命,直接导致清朝统治的瓦解。

以张謇为领袖的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合作,对北京方面造成了一种压力,使南北和谈陷于僵局。而北京方面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袁世凯当初手握重兵,清政府感到是一种威胁,借口他有“足疾”,将他逐出政坛。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迫于压力,被迫重新起用他,希望他像曾国藩,早日扑灭革命。黄兴等革命党从“是非成败论英雄”和“逐满兴汉”思想出发,希望他做中国的华盛顿,推翻清朝。并许诺谁先推倒清室,未来大总统一席就让给他。张謇此时已转附革命,当然希望袁世凯早日反正,归附革命,推翻清朝,出任未来的大总统。为此对袁世凯积极开展争取活动。“今日倒满,明日即举公为总统”。过去有学者把张謇争取袁世凯反正,说成是帮助袁世凯夺权。其实张謇这样做,还是为了推动全国统一,早日结束军事对立的分裂局面。其功莫大。当时袁世凯是以正面人物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他当时反对共和、帝制野心尚未暴露,我们不能以后来的历史来否定袁现在的表现。张謇代为草拟清帝退位诏书,帝制结束得以顺利实现,避免了局势的纷乱和不堪,用近代近似法律的形式,规定帝制在中国不复存在,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相继失败与此不无关系。张謇支持袁世凯逼宫,早日结束帝制没有错。后来他也没有鼓动和参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对前人苛求责备,要尊重历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这种危机既不是来自同盟会的内部,也非来自北军的进攻和列强的干涉,而是他本身难于正常运作。张謇对于自己担任实业总长一职颇有揶揄,说:“众推任实业部,秩序正紊,有何实业?!”不过,他说归说,但还是在191213日到南京任职。

张謇说的是实情。当时上海的广东商人以广肇潮汕各帮为主,为了支持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向孙中山提供了70万元借款,但杯水车薪,很快就用完了。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张謇写了一份“对于新政府之意见书”,意见书首先论述了各国承认共和、与政权之巩固、统一、军队与财政诸关系。他估算新政府开支须有1.2亿两,但可指望的仅关税3千万两,两淮盐务约1千万两,尚缺8千万两。他建议向集中在南京的各省代表说明情况,问明各省代表,从明年起,各省能担负若干万两,务求确实答复。此外,他还建议:“孙中山先生久在南洋,信用素着,又为理财专家,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认为以上两个问题“如可立时解决,则无论何人均可担任临时政府之职,不必下走。如其不然,下走点金无术,虽牺牲之而无裨毫末。”张謇提出了孙中山难以解决的问题,既然问题无法解决,张謇也无办法主持部务,所以,到南京就职后不久,就返回上海。临行,他致函孙中山,声明自己年已六十,精力已衰。“比与黄君约,勉任短期,以俟能者”。

张謇离开实业部后,临时政府千辛万苦,曾筹到50万。但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宗进项既然无望,而需款急急,在万般无奈之下,孙中山、黄兴决定向日本借款,将汉冶萍公司改由中日合办,以此由日本借款给临时政府。辛亥革命期间,革命派曾没收盛宣怀在苏沪的财产,对之盛宣怀恨之入骨。盛宣怀是汉冶萍公司的大股东,希望达成协议,使自己的财产免遭剥夺,同时借此让临时政府发还没收的资产。1912129日,孙中山、黄兴在南京、盛宣怀在日本神户分别同日本三菱正金银行签订内容性质相同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草约。消息传出,举国哗然,群起反对。张謇更是激烈反对,尤其不赞成中日合办。212日,他致电孙中山,以“汉冶萍事前不能参与,后又不能补救,自动辞职,即日归里,是夕旋通”。孙中山迫于舆论压力,被迫宣布废除。孙中山在汉冶萍中日合办问题上虽是不得已之举,但因关系国家权益的维护和丧失,做法确实欠妥。通过这件事以及招商局、苏路借款,孙中山同实业界关系顿呈紧张,而张謇离职则是这种紧张关系的集中反应。

历史是过去了的政治。100多年过去了,人事几经代谢,政权也多次更迭。回望过去,看看今朝,真令人无限感慨。正是有象孙中山、张謇等无数的先贤大胆探索和追求,以及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今天。“废两千年帝制,首义功归先行者;积四十年经验,遗言启迪后继人。”(挽孙中山联)“兴实业,办教育,垦殖牧,活我江淮民何止千千万万;赞共和,倒封建,办自治,通州堪为近代中国第一城。逝者千古。”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人物,孙中山、张謇的历史功绩早已载入史册。“述往事,思来者。”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学习和继承他们献身国家、民族、奋斗不止的伟大爱国精神,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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